說到這里，可能熟悉歷史的朋友，會恍然大悟！司馬懿的“納賦令”，不就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么？
所謂“一條鞭法”，是指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之后，張居正于萬歷九年推廣至全國！
一條鞭法的規定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稅，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樣做，大大簡化了稅收制度，方便征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進而增加了官府的財政收入！
既然這樣的稅收政策，有諸多好處，為什么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現呢？這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不夠，只有達到了一定的階段，才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說生產力水平！中國古代，明朝以前，糧食產量一直得不到有效保證，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何讓老百姓吃飽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國策，民以食為天嘛，這也是歷朝歷代重農抑商思想之根源所在！
糧食如此寶貴，在許多時候，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就算有，也沒人舍得把賴以生存的糧食拿出去賣，而是修建糧倉，保存起來，生怕有個什么風吹草動時，自己會餓肚子！
可想而知，在這種前提條件下，官府征稅，要錢不如要糧，在產量低的時代，最寶貴的一般等價物就是糧食，比錢珍貴！
錢不能吃，不是生活必需品，可人卻離不開糧食，一頓不吃餓得慌，無論在戰亂時期，還是和平時代，糧食都是價值不菲的硬通貨！無論你缺什么，都能用糧食換到，錢可就未必了！
然而，到了明代中晚期，這種情況慢慢發生了變化！大明王朝的糧食產量，竟然達到了一個歷史的巔峰，是以往歷朝歷代所無法媲美的，人們終于不再挨餓，糧食也就顯得沒那么精貴了！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眾多，但其中一條，我們提過，那就是美洲大陸的發現，以及諸多新型糧食作物的引入和種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易種植、好成活、產量高的玉米、番薯和馬鈴薯等農作物，它們都是明代引入中國，并開始廣泛種植的！
有了高產的農作物，再加上不斷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老百姓不挨餓了，糧食也就失去了硬通貨的功能，官府征繳賦稅，再收取糧食，顯然既繁瑣，又笨重，還得支付高昂的保存成本，得不償失，不如直接收錢！
再說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兩宋時期，商品經濟開始出現，并蓬勃發展，到了明代中后期，更是萌生出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盛景！
要不是蒙元和滿清，突然在中間橫插一杠，開了歷史的倒車，經歷了無謂的曲折與坎坷，也許古代中國便能領先世界，提前走上近代發展道路，至今傲立全球，獨領風騷，也說不定呢！
總之，在商品經濟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國內市場尚未形成，錢的用途，便十分有限了！許多地方，還在以物換物，有錢也未必能買到東西！然而，當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以后，以物換物就不方便了，貨幣的流通作用，便更加凸顯，這也是為什么宋代出現了紙幣的雛形——“交子”的原因所在，更是明代以銀兩和銀票作為流通貨幣的源頭！
介紹了“一條鞭法”，以及它產生的時代背景，我們再來說說司馬懿的“納賦令”！既然稅收改革，是由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商品經濟的活躍度決定的，那么，在漢末三國時代推行這種制度合適嗎？是不是太過超前了？
要說超前嘛，確實有點，卻也基本符合目前的客觀實際！穿越者劉緯，已經給這個時代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影響力，可不僅限于漢國境內，就連魏國，也早就不是原本的模樣了！
為什么司馬懿一道“墾荒令”就能讓魏國上下，掀起一場農業大生產的浪潮，屢獲豐收？其前提條件是，農業生產力，已經受劉緯的影響，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否則，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實現糧食產量的大豐收！
因為司馬懿和孟達的背叛投曹，以及曹鏷等技術人員被挖角，劉緯早年間發明的生產工具，早已被引入魏國，包括堅硬的鐵質農具、灌溉用的翻車和輪車、水力驅動的磨盤碾子等等，已并不稀罕，田間地頭，隨處可見！
當然，這也不都是劉緯的“功勞”，亦是孟達當年推行新政改革時所留下的成果！有了這些相對先進的農用工具，再加上“墾荒令”所激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干勁，才使魏國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翻倍增長！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劉緯日防夜防，番薯的種植技術，還是被司馬懿偷偷學去了！他所研發的那種“絕育番薯”還是有漏網之魚，沒有徹底去除繁殖能力，被魏國人培育出了種苗，并廣泛種植，如今這種高產作物，也成了魏國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可想而知，要是沒有番薯，魏國糧食產量要想翻個幾倍十幾倍，哪有那么容易？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神奇的作物，看似不可能的奇跡才得以實現！
除了生產力的發展，魏國如今的商品經濟，也是高度發達！劉緯這么多年來，一直在和魏國做買賣，再加上早年間孟達改革的效果，如今曹魏的國內市場已基本形成，外貿交易更是十分活躍，就連金融體系都已初現雛形，商業和手工業蓬勃發展，雖然不是劉緯的地盤，卻已經深受影響，不知不覺地融入了商品經濟浪潮，早已今非昔比！
如果說，只經歷了這么一二十年的發展，就能趕上宋明時期的水平，那就太夸張了！但是，經濟繁榮所帶來的結果，便是貨幣的重要性得以體現，司馬懿選擇這個時候，改革稅制，推行新法，可謂恰到好處，正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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