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性善闡明主張的時候，李志剛、吳云提筆記錄著什么，在陳性善坐下之后，兩人將紙張傳給了夏元吉，夏元吉掃了兩眼之后，微微點頭，便站了起來。
“陳侍郎所言看似在理，然則細細品之，問題極大。既然陳侍郎與張司業都認為四書五經應為主干，那夏某就很想知道，一日三餐，空有米飯饅頭，卻無百菜飛香，可有食欲否？樹木空有主干，而無枝條，可活否？日月為主，若無星辰點綴，夜空可明否？”
夏元吉呵呵笑了一聲，然后對眾人說道：“我等主張革新國子監課業，引百家入國子監課業，其目的并非奪四書五經之主位，而是意在百味入口，枝繁葉茂，星辰漫天。”
“諸位監生是朝廷未來之精英，可若只遵循四書五經，進入朝廷可便寸步難行。若日后你們進入兵部，便需懂得軍制、訓練、征調、鎮戍、邊防、儀仗、禁衛、驛傳、廄牧、軍械、符勘等學問，若進入戶部，便需知疆土、田地、戶籍、賦稅、俸餉、財政等事宜。”
“試問諸位，為官之道，治國之本，豈僅存于四書五經，而不涉百藝百家？若朝廷委派調查民情，農夫要與你談論肚子的問題，而你卻與農夫談論孔夫子，豈不是貽笑大方？故此，接納雜學，方可與農說農事，遇商談利事，遇匠論技藝。”
眾多監生反復思索著陳性善與夏元吉的話，似乎每個人都說得有道理，陳性善講得沒錯，可夏元吉說得也不算錯。
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為何卻似是而非，對錯難論？
到底是誰正確？
誰又是錯誤的？
眾人迷茫。
便在此時，三席毛亨泰站了起來，喊道：“國子監課業繁重，學生日以繼夜，不過是為研讀四書五經，至此猶然難出大儒。若再引雜學入課業，豈不是分身乏術？莊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況于眾監生而言，學百家雜術，又何用處？夏侍郎所言之人，并非是朝廷官僚，只是胥吏罷了！我等為官，只需坐鎮中堂，指揮胥吏，而非親涉一線尋農問商。胥吏精通百家，聽中堂調派，自可完成治國之任務。為何我等要學百家咋雜術，浪費韶華歲月，空耗精神？”
“便以吏部而言，為官只需謹守本心，為國為君，以圣人準則約束言行，任免、考課、升降、勛封、調動自不會出錯。各種所行，哪里用得著百家雜術？”
朱允炆聽聞毛亨泰的話，微微皺眉。
這個家伙的話雖然不好聽，卻都是大實話。
確實，很多朝廷官員要么坐鎮中堂發號施令，要么在后堂收受賄賂，出一趟門，不是為了直接利益，便是為了間接利益，幾乎沒有細究過胥吏的政策執行問題。
胥吏見中堂坐著的那位雖然不瞎，但眼里只有黃白之物，自然知道怎么辦事，只要用黃白之物把那雙眼給蓋住，那自己做什么，他都會看不到。
這也是胥吏危害底層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很多官員的這種思想，導致官員水平明顯弱于胥吏水平，一些專業的操作，都是胥吏在干，就算是把賬本交給官員，官員也未必能看出其中貓膩。
因為，他們滿肚子的都是墨水，卻寫不出“農商”二字！
“上次京察與監察御史考核，是什么時候？”
朱允炆看向解縉。
解縉心頭一驚，頓時明白了朱允炆的意思，連忙說道：“是在洪武三十年。按制，應在明年進行京察與地方官員考評。”
“科舉落定之后，進行京察與地方官員考評。”
朱允炆沉聲說道。
解縉凝重地點了點頭，道：“臣遵旨。”
臺上，楊士奇站了起來，這是楊士奇自地方進入京師，進入翰林院，第一次面對如此眾多的人，但他卻沒有半點怯懦，而是尤為老成莊重。
楊士奇施禮后，高聲道：“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乃孔子之言，本人認為，毛侍郎便是那‘不知而作之者’，毫無根據，以自身狹隘所知，作天下之理，狂妄立論。”
“在下久在地方，游歷多省，深知為官者，若不能以才勝過胥吏，那胥吏必隱而行之，盤削萬民！敢問如此之山河，到底是官說話，還是胥吏說話？”
“以雜術入國子監課業，乃是為監生入朝為官，坐鎮中堂時，不為胥吏所瞞，所欺！難道諸位日后為官，只想在中堂之上威風，卻不聞不問百姓之疾苦、之哀嚎？”
“便以國子監監生胡浚所報，一小小小糧長便可破農戶之家，吞其家財，掠其子女！那胥吏手握權力，又如何不會如此行事？那縣衙知縣在做什么？在收錢！四書五經教導出來多少偽君子？為何沒有整肅人心，為何沒有贏得民心？”
“歸根到底，在于信念不堅，在于才能匱乏，在于百藝不同，在于雜術不明！若以百家雜術入國子監，通曉胥吏玄機，肅查清澈，緣何會出現如此人間悲劇？！”
楊士奇說完，便坐了下來。
國子監監生都聽說過胡浚，這是國子監最富有名聲的監生之一，以一己之力推動國策施行的人，也是一個影響了大明無數士紳利益的人，是一個注定要留在史冊之上的人。
楊士奇說的事，監生也都聽聞過，除了義憤填膺，痛恨知縣之外，并沒有想太遠。可楊士奇一番話，讓這些監生不得不思考：
那些通讀四書五經的人，為什么會是偽君子，是貪官污吏？！
圣人錯了？
不，圣人沒有錯。
那四書五經錯了？
不，四書五經也沒錯！
那是誰錯了？
人錯了！
知縣錯了，監生錯了，天下的讀書人都錯了！
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
少而不學，長無能也；
老而不教，死無思也；
有而不施，窮無與也。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孔子能聞于四方，昭于諸侯，憑借的便是其“博學”、“善思”、“自律”、“知新”……何曾否認過百家雜術？
只識圣人言談，卻無圣人行舉，如何能成齊家、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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