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想起了歷史上著名的一段對話，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朱棣孫子朱瞻基的。
朱瞻基問老農：“莊稼長得不錯，能賺不少錢吧？”
老農回答：“我們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收獲，一刻都不敢耽誤，即便是這樣也只能算是勉強生活了，哪里還能掙錢啊。”
朱瞻基尷尬，不自在地又問道：“那你們冬天總該能休息了吧？”
老農訴苦：“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來了，比以往更累。”
這個老農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一定也不會知道自己與朱瞻基的對話會代代流傳。
朱允炆看著鄉野之間的老農，那永也直不起的腰，他們的一輩子，都交給了土地，交給了生存。
誰當家，誰做主，對他們的影響似乎并不大，反正無論誰坐在上面，他們一樣是農民，一樣要四季耕作，不同的是官吏上門的時候會帶走多少東西，就這點區別罷了。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自秦大一統以來，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亂來亂去，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畢竟是少數，地主階級主導的政權，不太可能站出來主張百姓與農民的利益。
與他們利益無關，帝國更迭又如何？
與他們利益無關，死幾個皇帝又如何？
與他們利益無關，剃了頭發留了辮子又如何？
不就是種地，活下去！
平日里沒有人在乎他們，憑什么到了最危難的時候又要求他們在乎，要求他們去死？
崖山的血，怕是百姓最有覺悟的時候了，但自那以后，還有嗎？
元末起義的烽火，無數百姓參與其中，只不過是為了活下去，可不是為了什么彌勒降世，為了成為王侯將相，為了打造理想的國家！
百姓沒有愛國精神，沒有集體主義，沒有報效大明、死而不悔的覺悟，只是因為沒有人在意過他們。
幾千年來書寫的勝負法則中，只有政治家，軍事家，陰謀家……如果非要找出來百姓的位置，那就是板上魚肉，任人宰割！
中原文明的興衰罪過，是儒士在背，是地主在背，百姓只是墊腳石，不需要的時候踩著，需要的時候用力踩著。
所以，古代的歷史的創造與延續，更像是統治階層的手段，而不是某個主義中講述的人民創造歷史。
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來自于人民。
畢竟，大地提供了基礎，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樣的，不是大地說了算，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說了算。
朱允炆看著身體佝僂的老叟，第一次有些懷疑馬、恩老師的理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認識不足的問題，不管歷史的真正主人是誰，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自己是大明的主人。
這個世界到底如何走，朝向何方，不是由這些百姓說了算，而是由自己說了算。
這話雖然有些狂傲，多多少少有點虛無歷史主義的影子，但事實就是如此，封建王朝的興衰榮辱，很大一部分都取決于皇室與官僚體系的治理，取決于最上層的人如何把控方向，如何決斷與管理。
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無法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但卻可以如唐宗一般，輕徭薄賦，珍惜民力，克制自身的欲望與沖動，不輕易擾動民間，不輕易在民間掠取。
一路走，一路思考，朱允炆對于未來的執政方向有了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那就是有什么樣的朝廷，就有什么樣的帝國。
朝廷不廉政，帝國必多病。
朝廷不給力，帝國不雄起。
官僚治理，依舊是施政的核心所在，也是所有問題的一個關鍵節點。
朱允炆的思維是發散的，從百業之人到國家興亡，從愛國教育到歷史主角，從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不斷補充著自己對大明的認識，不斷校正著方向的刻度。
傍晚時，朱允炆并沒有入城，而是選擇留宿在上塘河邊的客棧中，看著夜間依舊繁華，燈火通明的河道，心情頗為舒暢。
薛夏回來了，姚善以差役行為不當為由，將薛夏“請”出了地牢，然后雷厲風行，動作迅猛，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糧行，后將胡忻有關聯的店鋪一律查抄，扣押賬冊與相關人等。
與此同時，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調查之中，仵作在“挨打一百棍”與“說實話”之間，選擇了后者，供認是牢頭劉林指示其作偽證。
看似天衣無縫的事情就這樣被撕開了一條裂縫，姚善當即抓了牢頭劉林，也不審問，也不說原因，上來就是五十棍，幾乎將劉林給送到小樹林去。
被打得只剩下半條命的劉林，也顧不上什么金錢關系，不等姚善問話，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殺掉王康御史，還給了自己五百兩銀子當封口費。
到了這個地步，胡忻已無路可走。
事實證明，地頭蛇雖然勇猛厲害，但過江龍想要干掉他，還是一腳的事。
胡忻自然是否認這一切，說劉林栽贓嫁禍，沒有實際證據，只憑一兩個人的口供，怎么能證明是自己殺了王康御史？
辦案，即要有人證，還得有物證嘛，二者缺一，敲不成鐵案那就不能判刑。
雖然古代都被稱之為萬惡的封建時代，好像地方第一把手就能一手遮天，說干掉誰就干掉誰，但在明朝都是扯淡，知府連個知縣都沒有撤職的權限，憑什么無緣無故干掉通判。
除非有鐵的證據，或是有朝廷旨意。
可胡忻畢竟是老狐貍，洪武朝時查那么嚴都沒有倒，何況是現在？
就在姚善一籌莫展的時候，安全局插了一腳，憑借著“三寸不爛之舌”，安全局“策反”了胡氏糧行的掌柜胡廣財，胡廣財被安全局一陣恐嚇與忽悠，見胡忻已經不行了，就準備翻身起來撿石頭。
胡忻拿出了賄賂賬冊與名錄，將胡忻在蘇州府十幾年的關系網安全的交給了安全局。姚善收到之后，當即下令捉拿胡忻等官員，然后寫成文書，快報朝廷，等待處置。
短短兩日時間，原本看似要起驚濤駭浪的蘇州，卻只出現了一股驚人暗涌，除了蘇州府衙門外，竟鮮有人知曉到底發生了何事。
胡忻倒了，連同他在內合計二十六官員，都被彈劾。
朱允炆看著安全局截留下來的文書，有些心驚，胡忻案牽涉到的人不少，除了知府衙門外，還包括了三名知縣，五位主簿。
一個小小通判，有能量與如此多人勾結在一起，貪污腐敗多年朝廷都未曾發現，可見其手段之隱秘。
“遞送京師，交付內閣處置吧。”
朱允炆并沒有直接處理文書，雖然這樣很簡單，但這件事如果不通過京師六部與內閣，誰又能吸取教訓，又如何引以為戒？
“可留句話？”
薛夏詢問道。
朱允炆想了想，提筆寫下一行字：
結黨營私罪不可恕，胡忻當棄市，其他按律處置。
所謂棄市，通俗來講，就是菜市口砍頭，公開斬首。
對于這種大貪大惡之徒，朱允炆也不客氣，既然古代有觀賞行刑的喜好，那就用用吧，雖然可能會帶來少兒陰影，但能少幾個惡棍，陰影一陣子也沒啥。
原以為事情到此為止，可鄭治又帶來了一個新的消息，讓事情變得更為復雜起來。
鄭治匯報：“周登被控入室殺人，然其自稱有冤，是為胡忻誣害。”
朱允炆一開始并沒有太過在意，只是說道：“有什么冤屈，安全局調查清楚交給姚善處置應該不難吧？”
鄭治面露難色，道：“皇上，這件事臣處理不了，姚知府也處理不了。”
朱允炆有些奇怪，蘇州府正在整頓，姚善正是用手段立威與清除殘毒的時候，什么冤案、錯案到這個時候也該清理一次了，還有什么事是他處理不了的？
“何事，講！”
朱允炆認真起來。
鄭治回道：“皇上，周登雖是嘉興人，卻也不是普通百姓，他自稱是徽州府歙（shè）縣六房之一的戶房典史，據他所言，他曾翻閱賬冊，認為有人對歙縣賬冊動過手腳，導致歙縣每年多繳納九千余石稅賦，百姓承壓已久，可謂民不聊生。”
朱允炆皺眉，如果是徽州府的事，那蘇州府確實是管不了，沉思稍許，道：“徽州府山多地少，產糧不多，我記得前幾年整個徽州府稅賦不過十六萬石，若歙縣百姓當真多繳納了九千余萬石，那可是一件大事！”
鄭治道：“確實如此。”
朱允炆揉了揉眉心，舒緩著神經，道：“周登可有證據，他又為何落在蘇州府？”
鄭治回道：“據周登交代，他只是六房典史，一介吏員，并無上奏權限，為了將此事上報朝廷，曾找過徽州府知府衙門，但府衙并沒有理睬。萬般無奈之下，他便尋機出了歙縣，帶著證據來到蘇州吳縣，找自己的好友也就是當時的吳縣推官申成。”
“后來呢？”
“后來申成夫婦被害，周登被視為囚犯關入大牢，一關就是三年。”
鄭治道。
朱允炆拍案而起，冷厲地說道：“人命關天之事，為何不上奏朝廷！”
鄭治一臉委屈，三年前你還是太子呢，太祖爺那時候身體也不好，哪里會關注到這種地方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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