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淦這些年雖然地位日高，但因為一直在四處開辟商道，并未養尊處優，是以昔日的騎術沒有落下，趕回京師的時間比高務實預計中足足早了一半。
曹淦既然趕回來，高務實就要臨時抱佛腳，仔細問一問這十年來的封貢互市究竟干得怎樣了，這也是自己去蒙古之前的必備功課。
面對高務實的問題，曹淦早有準備——他在高務實麾下，最早就是以蒙古通著稱，這可是他的看家本事，哪里會不重視？
據曹淦介紹，隆慶、萬歷以來，大明和蒙古互市的場所，一共有十—處之多。
在大同有三處，分別是得勝堡、新平、守口；在宣府只有一處，但這一處地位緊要、交易量也很大，就是張家口；在山西者一處，叫做水泉營；在延綏者一處，叫紅山寺堡；在寧夏有三處，分別是清水營、寧夏中衛和平虜衛；在甘肅有兩處，分別是洪水扁都口和高溝寨。
這些互市之處，均由守邊將領管轄。同時，每當開市期間，大明朝廷和蒙古貴族們又共同派出軍隊充當守市人員，維持市場秩序，用曹淦的話說：“令各支虜酋各差一人為首領，統夷兵三百，駐扎邊外。各鎮各令本路副參等官，各統本支精銳官軍五百，駐扎市場”。
而互市的市場，一般都設在邊墻處，四周圍以高墻，猶如“甕城”，關內關外各有—閘門，閘門可以啟閉。
按大明舊制，凡諸部互市，筑墻以規市場，謂之市圈。在“市圈”內設高樓，供駐扎市場的官軍嘹望。
曹淦道：“虜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余騎，并皆就甕城，閘封。”然后進行互市貿易。這就是互市市場的設置狀況。
互市的交易日期，大多以一月為期。不過曹淦也說了，在互市初開的時候，每年的交易日期往往不足一個月。
高務實問了問具體情況，曹淦介紹道：“隆慶五年時，大同得勝堡互市的日期是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十四日；新平互市的日期是七月三日到七月十四日；宣府張家口市是六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六日。以后，隨著互市之興盛，交易日期便不斷延長，到最后才至一個月時間。”
高務實點了點頭，這很符合大明的風格，一開始扭扭捏捏，后來發現有利可圖，自然就先把面子放在一邊了——至少窮成狗的九邊各地是不要節操的。
曹淦又繼續介紹，說在互市上，—般商品由儈人（牙人）定物價，朝廷要求下面不得欺壓蒙古人，但馬匹的價格則是由大明朝廷規定的。
具體一點的價格是，上等騸馬一匹，擬價十二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價銀八兩余；中騸馬一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余；下騸馬一匹，定價八兩；貨實值銀六兩余。
這個價格，可比當年便宜多了！高務實猶記得十年前的時候，曹淦告訴他，一匹上等騸馬價值至少是二十兩以上，而且還不容易拿到貨，當時只有他能搞到。
想不到十年發展下來，別說京師的牛羊肉比豬肉便宜的情況一直持續下來，甚至連馬價都降下來了，這互市的功勞，真是誰也不能抹殺。
朝廷規定價格的原則高務實倒是知道：“務使客商有利，夷價無虧”——也就是要使蒙漢雙方兩獲其利，所謂雙贏是也。
曹淦也佐證了這一點，他說如漢族商民，概以故衣雜貨，每值銀七、八兩；即買兒騍馬一匹，可賣銀十余兩，各以次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
由于價格規定得較為合理，蒙古方面，諸部落首領“感德日深，赴市日眾，市馬日多”，這就使互市中馬匹的成交量越來越多。
曹淦甚至還給了一個早期的統計數據：隆慶五年，宣府、大同、山西三處互市成交的馬匹有6850匹；隆慶六年為7845匹，到了萬歷元年，直接激增到19103匹，而萬歷二年又增加到27316匹。光是這頭四年之間，馬匹的成交數量就幾乎增加了三倍。
至于后來，由于曹淦去西北開商路去了，就沒了具體數據，但他很確信地表示是“年年增長”的。
當然，這僅僅是上述三處互市中馬匹交易的情況，如果將其他互市之處的馬匹成交數也計算在內，那么將是一筆更為可觀的數字！
高務實點了點頭，心中暗道：由此可見，合理地規定價格，對互市貿易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光想著宰人可不行，蒙古人雖然不讀書，但生意做賺了還是做虧了，那肯定還是看得出來的……果然做生意必須堅持“雙贏”。
然后高務實還從他在曹淦口中問來的一些細節中得出了幾點發現，比如從互市貿易中的商品構成來看，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開始占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費品雖然在他的大力提倡下也處于增長中，但其整體占比卻一直在下降。
現在互市中的商品，以馬匹、糧食、布匹為主，當然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商品。
蒙古方面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糧食，布匹，絲織品及其他手工業產品；大明內地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畜產品，有作為軍事物資的戰馬、作為運輸工具的駑馬，以及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耕畜如牛、騾子等，當然更少不了作為食品的牛羊肉——京師牛羊肉比豬肉便宜就是這么來的。
曹淦說在互市中，漢人“以緞綢、布絹、綿花、針線索、改機、梳篦、米鹽、糖果、梭布、水獺皮、羊皮盒等物，跟蒙古人交換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諸物”。
另外，他還提到一點，就是在互市之初，大明朝廷為防止蒙古人冶煉鐵制兵器，曾禁止輸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鐵鍋，這事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蒙古方面怨言很大。
后來經時任宣大總督王崇古疏請：“及查得遼東開元、建寧之市，以京華粗鐵鍋入市。蓋此鍋生鐵不受煉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邊山程險遠，鐵鍋鮮至，今既有此鍋，即當容照遼右之衛例，以該鍋入市易，商夷攸便也。”
王崇古提到的“京華粗鐵鍋”，乃是京華特意推出的一種廉價鍋，其鐵質比較差，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時的淘汰的那種，就拿來制造成鐵鍋賣給女真、蒙古，結果這玩意兒出乎意料的好賣——對于蒙古人和女真人來說，這鍋能用而且便宜，有這兩點就夠了。
于是大明朝廷準予京華粗鐵鍋進入互市交易，但還是將硝黃、銅鐵、盔甲、兵刃列為違禁物品，嚴禁進入互市交易。當然這很正常，就好比美國佬不可能把航母賣給中國一樣。
曹淦又介紹道，在互市之中，既有大明朝廷經營的“官市”，也有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一般來說，“官市畢，聽民私市”，而毫無疑問的是，京華這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又是個商業體量上的巨無霸，現在自然掌握著各個交易地點的民市。
“官市”主要交易繒帛、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種類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鍋釜，還有針、線、梳、篦、米、鹽、糖果之類。
其實在互市初開之時，“官市”交易所占比重更大一些，畢竟當時“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為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必樂從”。
“官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官出“市本”，與蒙古商民進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馬政的機構太仆寺發放，具體定額是“各邊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萬，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么辦呢？則“請借客餉”，或“請發兵部馬價銀”，甚至將“各營死馬椿朋內臟銀兩，盡充市本”。
邊將領取“市本”后，遣指揮一人偕商賈往內地各種商品的產地買進貨物，然后運回互市，與蒙古商民交易馬匹。
這個高務實是知道的，因為京華不僅自己掌握民市做買賣，其本身也是供貨商，他是看過高國彥交給他的“財報”的。
曹淦對于民市的發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說“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
高務實笑著夸了他幾句——這事他功勞確實大，當得起夸贊。
不過這種由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即便有京華主導，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漢貿易發展中的新事物。
根據曹淦所說：“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眾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
也就是說，九邊的督撫們最開始是由于官市本錢不夠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貨物，只好廣招“四方商賈”來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賈嘛，自然是以京華最強，所以民市的主導權就這么被京華悄悄拿走了。
不過京華雖然自己有不少貨物生產，卻也不是“世界工廠”，不能包產萬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貨，如曹淦就說：“緞布狐皮等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天津私港運抵，我京華商社乃運至市口”。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相應的聯系，這天津私港之所以貿易額一路攀升，與大明和蒙古的貿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關系的。
高務實又問了問商稅的問題，這個東西最早還是他主動對高拱提出來的，不過他當時只提了個思路，具體怎么操作的沒有細問。
曹淦便介紹說，在現在的互市貿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稅例向蒙漢雙方的貿易商民征收比較輕微的商稅，“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獲銀充撫賞之用”。
這里所謂“充撫賞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結束之后，對恪守條規的蒙古守市人員，獎給一定數量的銀兩及其它物品，市易“即畢”，還要“筵宴酋長，犒勞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麥面一斤，時酒一瓶，小菜油鹽醬醋及馬草銀七分二厘，飯柴炭銀二分，皆取給尖丁銀及商稅”。
與此同時，對漢民這邊的守市人員也有一定的獎勵。因此，蒙漢雙方的守市人員都有維持互市秩序的積極性，從而使交易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至于具體稅率，曹淦說那個太復雜了，幾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類來定的，細說起來太費事，但如果簡單的講，就是高務實所說的“超低稅率”。
還有一個現象很重要，就是蒙漢互市貿易興起以后，蒙古牧民覺得互市每年僅開一次，實在是周期太長，于是經常成群結隊來到互市的市口，要求開設“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時候，那些貧苦牧民缺少糧食，“愈見狼狽，有畜者每次于巡邊各口，求官權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雜糧數斗。無畜者或馱鹽數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擔，易米二三升。或解脫皮衣，或執皮張馬尾，各易雜糧充食。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
因此，朝廷在萬歷元年時，由高拱決斷，允許在宣府、大同、山西、陜西、寧夏、甘肅等地分別設立“小市”，亦稱“月市”。
關于“小市”的詳細情況，據曹淦表示：“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谷米之數與口內軍余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
也就是說了這么幾點：一是“小市”的開市日期為每月一次，每次僅二三天，一般于每月十五日以后開市二三天，讓蒙古牧民前來貿易；二是“小市”開市之日，蒙漢雙方都派出軍隊維護市場秩序，保障貿易正常進行；三是“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糧食等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張、馬尾、氈裘、鹽堿、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漢族商民換取糧米、布匹、鍋釜、耕具、絨線及其它日用百貨，“牛，米豆石余；羊，雜糗數斗；無畜，間以柴鹽數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擔易米可二、三升”。
可能還得有個第四，就是高拱要求駐扎“小市”的“參將守備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稅銀”，“關吏得稅其物，以充撫賞”。
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產的畜產品及時登市，就近交易，換取他們所急需的糧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對蒙古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較之每年開市一次的“大市”要更為廣泛深遠，曹淦說蒙古人都非常感念高閣老，認為他是活著的佛。
他拿出一張畫像來，道：“老爺請看，這是民市中很暢銷的‘高文正公像’，蒙古民間甚至稱為‘高菩薩像’，經常被蒙古人買回去供在家中拜祭。”
高務實愣住了，接過那畫像打開來看，畫中倒依稀的確是三伯的模樣，只是三伯的威嚴之態在畫中沒有多少展現，反而畫得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個菩薩心腸的大好人。
這……我三伯在蒙古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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