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為什么要說“王上說得對”？因為最早提出內附大明的人的確就是朝鮮王李昖本人。只不過“死水”們當然不會指出李昖當初是在什么時候說出這話的。
然而事實上，李昖當時提出內附大明自然是有其“前置條件”的。自壬辰年四月開始，日本侵朝大軍勢如破竹，尤其是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的第一、第二軍團橫掃朝鮮如入無人之境，朝鮮軍隊接連戰敗。
在日軍即將入寇漢陽的消息傳至朝堂后，領議政李山海提議李昖“播遷”。此時,受朝鮮黨爭傳統的影響，作為東人黨的李山海隨即受到了其他黨派強烈反對。然而由于形勢嚴峻，朝鮮王李昖力排眾議，決定北上“播遷”。
此時，朝鮮國土淪喪近半，舉國之兵不足一戰，在這種情形下,都承旨李恒福提出渡過鴨綠江赴大明進行“內附”,已經認為朝鮮必敗無疑的李昖隨即表示認可——這便是所謂“王上說得對”的真正含義，也即內附之說是王上本人很早就認可的。
大明對此的反應暫且不提，這里只說此事在朝鮮國內的影響和波及。
簡單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隨著戰爭發生，朝鮮“升平二百年，民不識兵，望風瓦解，無敢迎其鋒，賊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此時的朝鮮任人宰割，即將面臨八道盡陷的局勢。于是有廷臣以國難當頭為由，催請李昖立世子。
在應對倭亂的戰爭中，東人黨在朝中指揮，南人黨在前線奮戰，加之此時的西人黨領袖鄭澈尚未回歸，故此時的朝政大權掌握在東人黨。因此，光海君被立為世子，不僅是黨爭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增強了東人黨的勢力。
在臨津江防線崩潰后，李昖開始為渡遼“內附”大明作準備。此時廷臣對于“內附”的爭論加劇了朝鮮的黨爭，不僅導致君臣諫諍更加劇烈,同時也離間了李昖父子的感情。
六月十三日，李昖表明心跡，準備“內附”。同時告諭群臣“今后令世子權攝國事，除拜、官爵、賞罰等事，皆便宜自斷事”。同月十四日，李昖與光海君分朝，光海君往江界，李昖往義州專為“內附”。
由于此時的戰況還沒有高務實的干涉，其發展與原歷史幾無差異，“上命大臣，修內附咨文，送遼東都司，命領議政崔興源，參判尹自新等，奉廟社主，陪世子往保江界，分朝臣以從之”,所以此時就形成了以光海君主導的小朝廷。
李昖曾詢問“崔興源、李憲國、李誠中曰：卿皆老矣,可以從世子。又謂韓準曰：卿有父母，亦可從世子”。最終，隨從光海君的廷臣有左議政崔興源、右贊成鄭琢、副提學沈忠謙，此三人均為西人黨要員。
此時，李昖將不同意“內附”的廷臣驅逐，諭令這些人跟隨光海君。在將要出發往義州之時，李昖詢問廷臣是否愿意跟隨圣駕，結果回答者寥寥無幾，僅李恒福積極響應，他回答說：“臣年少無病又無父母，請隨駕”，而后李山甫、洪進等人皆愿從李昖，剩余“群臣皆愿隨東邸”。
從這個局面來看，其實就很容易理解等到后來局勢稍定——尤其是明軍來援之后，李昖想方設法打壓分朝的必然性。
此后的戰爭過程因為前文有述，不必再翻一遍，簡單概括就是：即便在高務實親自出馬之前，也比原歷史上打得略好一些。
明軍打得越好，對朝鮮而言就越是有利于李昖，不利于光海君，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此處要說的倒不是這件事，而是分析一下朝鮮國內的政治氛圍，這種政治氛圍也正是高務實敢于做出讓大明吃下朝鮮這一決定的根源。
那么跳過戰爭過程來看看原歷史上后續發生的事：在戰爭結束后，李昖開始廷議諸臣功勛。功臣被分為三個類型，第一種類型為：自李昖“播遷”之日起，經過“內附”事件直至戰爭結束之日，始終隨從李昖的臣子。這一類被稱之為“護圣功臣”，根據功勞大小分為三等。
第二種類型為：前線剿倭軍官、奔赴天朝請兵救援、籌措兵糧的臣子。這一類被封為“宣武功臣”，也根據功勞大小分為三個等級；
第三種類型為：以平定李夢鶴之亂為首的臣子。將他們分為靖難功臣，依舊根據功勞大小分為三等。由于李夢鶴之亂與本書無涉，根本沒機會發生，故此事不必多說了。
根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可以看出，積極推動李昖“內附”事件的李恒福被列為護圣功臣第一等，鄭崐壽同為第一等，他們倆也是唯二的兩位“一等護圣功臣”。
李恒福不必說，鄭崐壽亦曾積極護送李昖至義州，在戰爭期間曾擔任“請兵陳奏使”、“迎慰使”、“接伴使”、“謝恩兼辯誣陳奏使”等，作為使節為大明與朝鮮之間順暢溝通做出了巨大貢獻。
李昖曾對他予以表彰：“今此討賊，專由天兵。而天兵之出，由于鄭崐壽之陳奏”。此外，洪進、李山甫等在李昖赴義州之時也曾堅定地伴隨左右，因而被錄為二等功臣。
此時，李昖大加贊賞當年義無反顧支持自己“內附”明朝的廷臣，向當年反對自己“內附”的廷臣發難。此時西人黨的俞泓不斷受到臺諫彈劾，究其原因便是當年在“播遷”與“內附”事件中違背李昖意愿。
在李山海首倡北上“播遷”之時，俞泓表面極力反對，而暗地里卻“令家人避兵而外”，李昖據此認為其人狡詐。而在“內附”之時，俞泓也表示希望跟隨世子，他聲稱“臣已老矣，不得渡遼。從世子，恢復之后當迎駕而歸”。
兩件大事，此人都站在李昖的對立面，故李昖對俞泓已經是極盡厭惡。對于俞泓所言，李昖當時并未回復，但后來李昖曾批判俞泓“自行自止，殊無君臣之義”。緊接著，臺諫便開始彈劾俞泓。
李昖曾詢問都承旨柳根，道：“體察使俞泓論遞云，其代，誰可為之？”緊接著十二月二十五，臺諫便再次彈劾俞泓，又捱了一個月后，俞泓最終被奪職。
在功臣冊封事件中，東人黨的鄭崐壽被冊封為一等護圣功臣，南人黨的柳成龍被冊封為一等宣武功臣，而西人黨成績不佳，原來一黨獨大的優勢宣告消失。究其原因，其實就是西人黨在“內附”事件中始終站在李昖的對立面，以致于李昖重歸漢陽后，立刻大力驅逐西人黨官員。
再后來，西人黨領袖鄭澈去世，西人黨要員尹斗壽不斷遭遇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館共同彈劾，南人黨成員遂占據中樞各衙門，也即柳成龍成為領議政的那段時間。
不過，歷史上南人黨也并未得勢很久，伴隨著后來其領袖柳成龍被彈劾，北人黨又掌握了大權。
如此朝政大權交換輪替，李昖并不是不能阻止，實因西人黨與南人黨先后極力反對李昖“內附”而遭到李昖厭惡，因此他最終選擇扶植北人黨——為什么是北人黨？因為北人黨領袖李山海曾首提“播遷”之事。
廷臣對于李昖“內附”事件的討論，不僅使得朝鮮政治生態混亂不堪，君臣諫諍日益激烈，同時使得李昖與光海君的父子之間相互猜疑。
光海君為李昖與恭嬪金氏的第二子，因此在王位繼承上缺少名分支持。李昖立光海君為世子有兩個原因：一來是李昖的懿仁大妃并無嫡子；二來李昖當時一心一意只愿“播遷”，立光海君為世子可以分散廷臣的注意力。
而當李昖準備“內附”之時，便授意光海君分朝，命令光海君往江界組織軍隊進行反侵略活動。這樣一來，既可以應對西人黨成員不斷施加的壓力，又可以鼓舞士氣，鼓勵朝鮮百姓繼續抗戰。因此原歷史上在大明派兵援朝后，李昖的“內附”便無疾而終。
在明軍提督李如松收復平壤后，李昖迅速結束了分朝之事。其實李昖一直認為光海君并不是未來國王的最佳人選，只是他當時為實現“內附”而做的妥協。因此，在李昖回歸漢陽后，大力驅逐積極靠攏光海君的西人黨成員。
在壬辰戰爭結束后，光海君一直因為名分問題并未獲得明朝的冊封，李昖因此更希望更易世子人選，反過來又導致父子之間矛盾漸深。
李昖想立仁穆大妃之子永昌大君為世子，當時的領議政柳永慶等廷臣曾展開秘密討論，商議是否可以將永昌大君立為世子。但是由于此時李昖突然離世，這一想法還未付諸實踐，光海君就已即位。
即位后，光海君任用了李爾瞻等人，而李爾瞻為大北派領袖(這個有別于北人黨)，在大北派的主導下，光海君之兄臨海君被殺，李昖的仁穆大妃被廢，仁穆大妃之父金梯男被殺，永昌大君被廢為庶人，圈禁至江華島，于萬歷四十二年年被江華島府使鄭沆殺死。
在光海君即位之后，朝政便由大北派掌控，此時西人黨欲重奪政權，便發動了“仁祖反正”事件，并且最終重奪政權。
總之，“內附”事件使得朝鮮朝內黨爭不斷發酵，而李昖“內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播遷”，在播遷途中，黨爭作用于“立世子”事件上，東人黨與西人黨大規模爭論，最終東人黨獲勝，光海君被確立為世子。
“內附”的第二階段便是對“播遷”方向的選擇。此時，不同意“內附”的廷臣開始提出“世子分朝”的建議，“內附”事件直接促成了李昖與光海君分朝，李昖北上義州專為“內附”，光海君入江界安定人心、組織抗戰。跟隨光海君的廷臣實際上是堅決反對李昖“內附”的中堅力量。
在李昖回到漢陽后，大力驅逐西人黨人士。因光海君為恭嬪金氏的第二子，并非李昖大妃的長子，并無資格繼承王位，故在李昖彌留之際，欲更換世子，將仁穆大妃所生的永昌大君立為世子，當時小北派領袖柳永慶為此積極活動，此事還未完成，李昖便去世了。
此事造成李昖與光海君父子關系緊張，同時，光海君上臺后開始瘋狂打擊報復，將永昌大君囚禁并處死、廢除仁穆王后，啟用大北派官僚李爾瞻等人。
后來西人黨依舊利用光海君的出身問題以及廢母弒兄問題，發動了“仁祖反正”事件，對朝鮮的內政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后續這些事情如今都未發生，但完全可以被高務實拿來作為分析朝鮮朝廷內部格局的參照，由此就很容易確定誰可以拉攏，誰必須打壓。
政治的第一要務是什么？是分清誰是“我們”，誰是“他們”。對于掌握了“歷史”這一外掛的高務實而言，區分敵我自然不成問題。
于是在高務實代替宋應昌出任平倭經略之后，麻貴雖然立刻奉命領兵南下，但也正好趁此機會暗中按照高務實的指示對朝鮮朝政進行布置。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指使朝鮮部分臺諫官員彈劾領議政柳成龍。其實柳成龍此人在高務實的心目中算是朝鮮難得的能臣之一，只可惜“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柳成龍雖然堅持朝鮮與大明的“宗藩之誼”，常常在雙方發生矛盾之時——尤其是軍事指揮權矛盾之時——盡力斡旋調解，但他也是堅決反對內附大明的朝鮮重臣之一。
反對內附，這在高務實眼中顯然就是“矛盾不可調和”了，故無論他本人是不是能臣賢臣，都成了高務實此時必須搬掉的石頭。
李昖這個時候本來就對柳成龍積累了很多不滿，既有此前他支持光海君的因素，也有他成為領議政之后依舊未能改變朝鮮軍被日軍吊打的因素，于是彈劾一出，李昖的態度就很曖昧，遲遲沒有出言袒護。
這時，明軍方面也有了動靜，或者不應該說“明軍”，因為動靜來自于大明薊遼總督、實學派重要人物顧養謙。
顧養謙的一封信非常湊巧的在此時遞給了李昖，信中用相當直白的行文指責朝鮮朝廷，說朝鮮在與日軍停戰期間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以至于大明天兵再次南下援助之時朝鮮依舊不能提供相應的糧草與其他物資補給，更別提朝鮮官軍居然仍與壬辰年一樣無能，面對日軍的進攻毫無抵抗之力，再次出現一潰千里之勢。
對于這兩個指責，無論李昖也好，朝鮮朝廷也罷，的確都沒什么借口能找。顧養謙作為薊遼總督對此發難也沒有任何問題：你朝鮮物資不足、打仗無能，壓力最大的就是我薊遼二鎮，因為我這里正是大軍出征的地方，肯定要提供兵員、承擔補給，罵你完全正當。
此事一出，李昖也不能保持曖昧了，立刻下旨以秉政無能為由罷黜柳成龍領議政之職，同時命李山海再次出山擔任領議政。
李山海是何人？首提“播遷”的前領議政。而且這里還有一事不得不提：李山海名字中的“山海”不是別處，沒有別指，正是大明“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的那個“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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